一、政治转型平稳，但仍需时日

1989年政局剧变后，民主德国实行制度上的转变。在政治取向上，民主德国放弃共产党即德国统一社会党一直对国家事务的绝对领导，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后，原民主德国地区(德国东部或“5个新联邦州”)全面采用联邦德国政治制度。10多年过去了，德国东部新旧政治体制“转换”早已结束，从宪法和法律上已完全实行联邦德国政治制度。但是，要按照联邦德国模式在德国东部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民主”政治制度，则仍有一个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东部政治制度转型尚未完全结束。德国总理施罗德称，“路仅仅走完一半”。人们通常也说，德国统一10多年了，钢筋水泥铸造的“柏林墙”早已被推倒，而一堵无形的“墙”依然顽固地驻留在许多东德人的头脑中，即“新”的政治制度尚未为他们所完全接受，尤其是地区差异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差异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调整和磨合。

(一)现行政治体制运作基本正常

剧变初期，民主德国建立多党制和实行“自由选举”的过程显得有些混乱，如一下子涌现出几十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并有24个政党和政治组织正式参加了竞选。但是，1990年3月18日和5月6日，民主德国则分别成功地举行了第一次议会“自由选举”和第一次地方议会“自由选举”。就是在这两次“自由选举”中，原德国统一社会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后，原民主德国地区全面采用联邦德国政治模式。由于现成的宪法即基本法(两德统一时曾略作修改)、法律法规和体制结构等，加上大量西德人的指挥、参与和帮助，德国东部成为“激进式”制度转轨的特例。

10月14日，5个新联邦州举行德国统一后的首次州议会选举。结果，德国基民盟(原民主德国基民盟已与德国基民盟合并)在4个州中获胜；德国社民党(原民主德国社民党已与德国社民党合并)仅在勃兰登堡州作为第一大党，获得推选州总理和组阁权；民主社会主义党(原德国统一社会党)再次失利，自此成为德国较小的在野党。

12月2日，德国举行统一后的首次全国大选。在这次选举中，德国基民盟和德国基社盟“姊妹党”获胜。仅靠对新联邦州政党的一项特殊规定，即在5%选票限制条款上要对新老联邦州有所区别，民主社会主义党和90联盟/绿党(该党由原民主德国90联盟与德国绿党合并而成)才进入联邦德国联邦议院(1994年大选时，民主社会主义党因在柏林的4个直接席位而得以进入联邦议院；1998年终因获得5%以上的选票而具备了议会党团身份)。

同日，柏林市议会举行东、西柏林统一后的首次选举。经选举，德国基民盟获胜，德国社民党成为该市第二大党，90联盟/绿党为第三大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为第四大党。

可以说，自1990年12月2日德国统一后的首次全德大选开始，在德国东部建立的“新”政治体制已完全随着联邦德国的整个政治体制运作而运作，其运作基本正常。

在此后的10多年里，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包括联邦德国联邦政府)，16个联邦州议会及其各级地方议会(包括联邦州政府及其各级地方政府)一般都进行过至少两次正常的换届选举: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分别在1994年和1998年举行过换届选举。而无论是全德大选还是各州及其各级地方选举，从展开竞选演说到正式投票选举，德国东部的一切活动基本上都是在新政治体制框架内并按新的议会游戏规则及基本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的，没有出现“舞弊”等现象(剧变前民主德国的地方议会选举曾出现过“舞弊”现象)，其结果也都为选民和各政党所承认和接受。

联邦德国实行“内阁制”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原则，5个新联邦州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基本上都能各行其职，相互制衡。

在多党体制下，政党依法自由建立并自由活动。应该说，10多年来，德国东部政党政治已初步形成，多党体制运作亦基本正常。在实行政治多元化之初，民主德国一下子出现的几十个具有各种政治色彩大小不一的政党或政治组织，党派构成亦错综复杂。但德国统一后，这种状况逐步得以改变，除了上述的政党合并，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内的其他党派也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而一些有名无实的小党派已被淘汰或自行退出政治舞台。目前，在德国东部，具有影响力的党派排名大体上为:德国社民党、德国基民盟、民主社会主义党、90联盟/绿党、德国自民党。不过，民主社会主义党党员人数已从1989年之前的240万剧减到2001年7月的8万，其中，6万为原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该党迄今尚未完全“走出”德国东部。在德国东部，它仅是在最近一次的勃兰登堡州议会选举中以21.2%的选票领先于德国基民盟而跃居第二大党的地位，而在最近一次的(2001年10月)柏林市州议会选举中仍处于第三大党的地位，并好不容易才获得机会与获胜的德国社民党组成“红—红”联合政府。

像德国西部一样，德国东部时不时有个别反对党及其支持者走上街头并举行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包括罢工、罢课等)，但这些行动总的来说都是在基本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最终也没有超出通过政治解决纷争的限度。

德国统一以来，除了出现一些新纳粹分子活动之外，德国东部未发生社会动荡，政局相对稳定。“在柏林墙倒塌的那天，仅很少德国人相信两德能很快重新统一。而10年后的今天，两个国家的政治结合已是历史。其整个过程很顺利，没有动乱，没有流血。仅少数新纳粹分子使这幅图画黯然失色，然而他们的声音已变得更微弱了。”德国人如是评论。

(二)大多数东德人对现行政治制度日趋“认同”

推倒“柏林墙”与实行政治经济体制“变革”乃至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是民主德国人民的选择。而实现两德统一，更是东德人，至少是大多数东德人所渴望的、所支持的。

正因为如此，在德国统一后的最初时期，德国东部政治制度转型进行得既快又较为顺利。但随着“变革”的深入，尤其是当原民主德国时代的干部被西德人“取代”、市场经济制度下出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面临失业(因原来“隐形”失业变成为公开失业和许多企业被迫关门所造成的失业)时，一些东德人除了在心理上产生不平衡即原民主德国公民为“二等公民”等感触之外，对制度转型有了更多的困惑乃至抵触情绪。用西德人的话说，在东部建立民主机制和结构的过程中，部分东德人有了一种明显的矛盾心理(“某种的不耐烦”):一方面，他们仍保持着转变初期表现出来的很高期望；另一方面，他们以批评的眼光看待形势和业已感受到的民主与参与机会的发展。

迄今还有许多东德人保持着这种心态。然而，据一些德国研究人员(专家或学者)称，自1997年起，标志着东德人普遍“顺从”(“Resignation”，笔者在与德国人讨论时发现“Resignation"应为“顺应”，即因曾有过的信仰或追求被证明不现实而不得不“顺应”形势或时代潮流的意思)的一种进程已经开始。但也有德国研究人员认为，这一进程在最近两年内还没有得以确认，但可发现东德人日益自信的迹象，而且大多数东德人已开始独自判断，觉得必须承认现实，并对现行政治制度日趋“认同”。

2000～2001年，即在德国统一10周年之际，许多德国研究人员对东部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及其发展作了总结，尤其就东德人对现今德国“政治气候”的“感受”，像对德国内的民主及其发展的满意程度及不满意程度等分别作了调查，并以图表的形式或以数据将此调查与以往每年的调查作比较。图表的形式很多，各种数据也略有不同。但大多数图表中的“指示线”和大部分数据基本上都表明，东德人对德国内的民主及其发展的满意和很满意程度呈现出一种“V”型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从总体上讲，东德人对联邦德国内的民主及其发展的满意程度和很满意程度在1990～1991年为最高，1993年前后为最低，1997年前后开始重呈上升趋势。东德人对德国内的民主及其发展感到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程度大致呈现出一种“h”型发展趋势，即在1994年之前为最高，1994～1995年为最低，1996年呈上升趋势，而从1997年起又呈下降趋势。

就对统一后的德国东部的“政治气候”的评价，东德人1997年认为“很好”、“比较好”、“很不好”和“不知道”的分别占2%、26%、48%、8%，而1999年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36%、42%、11%。就德国东部的“政治气候”与民主德国时期的“政治气候”相比较，1997年东德人认为前者好于后者、两者一样好、两者同样不好和不知道的分别占21%、18%、25%、6%，而1999年的这一比例分别为22%、22%、21%、12%。

1990年以来的各项调查表明，联邦德国的民主模式，像自由和秘密选举、法制国家、反对党的存在、新闻自由、自由结社、独立的监督机构等民主形式与内容已被至少90%以上的东德人视作民主的组成部分。此外，对德国两部分的比较调查也证实，东德人与西德人在支持和赞同民主基本价值(“社会安全”、“在民主社会中生活”、“在多党制社会中生活”和“与各种不同的人达成意见一致”等)方面的立场日趋一致。根据有关机构调查，绝大多数东德人并不愿意回到过去，仅有14%的东德人希望重建“柏林墙”。

(三)政治转型的完成尚需时日

要使东德人完全接受和适应“新”的政治模式，特别是要按照联邦德国模式在德国东部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民主”政治制度，则仍需时日。这是因为目前原民主德国地区仍存在阻碍这些目标实现的两大不利因素或问题:

第一，与多党议会民主制度运作和各级民主机构活动相适应的所有条件尚未完全创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在东部，与多党议会民主体制运作和各级民主机构活动相适应的“基本”条件大体上已创立(长期以来东部的“新”政治体制运作基本正常与此密切相关)。但被看作是“民主”政治制度确立并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即德国东部公民对政治的广泛参与及其政治意志的形成迄今仍成问题。

众所周知，民主德国的变革是从政治体制开始的。当时，民主德国政治变革几乎导致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政治化”运动，即几乎所有民主德国公民都参与了有关政治变革的活动或通过舆论密切关注政治发展。然而，这一状况仅持续了2～3年。从1993年起，德国东部民众对政治的广泛兴趣总体上愈来愈弱。根据德国有关研究报告称，1993～1999年，德国东部民众对政治很感兴趣和特别感兴趣的已由30%减至24%。同一时期，参与或准备参与政治利益集团活动，特别是参加政治性组织(作为其正式成员)的东部公民人数在逐年减少，像1990～1999年参加政党的已由8%减至4%。

可以说，大多数东德人正在逐步改变原有的政治观点、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判断能力。可是，由于几十年的分隔、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经济乃至社会普遍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语言相同的东、西德人今天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仍很大。比如，东德人把“平等”远远置于“自由”之上，而西德人则把“自由”看得更为重要；西德人把“平等”主要理解为机会平等，而东德人把“平等”更多地理解为物质上的平等；西德人做任何事讲得更多的是应尽“义务”和承担“责任”(注重作出“内在承诺”)，而东德人则更强调完成“任务”和获得上司“好评”(善于接受“外在承诺”)。此外，东、西德人对实行民主和行使民主权利等的认识差距也很大。正像东德人所说的那样，民主对东德人来说几乎是一个需要学习的新东西。西德人迄今仍认为:“民主”政治制度在东部的确立并正常运作，将是一个长期的持续不断的过程。他们常常说，德国西部的民主发展从1945年就开始了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德国东部民主发展则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这是因为上述的历史差异与现实差异对东德人的政治观点等的彻底转变将产生不可估量的长期影响。毫无疑问，上述问题的存在必将影响一套完整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东部早日确立。

第二，德国东部的政治机构和行政机构，特别是德国东部现行政治体制和“民主”结构仍不完善。德国东部已经建立了能起作用的政治机构和行政机构，但它们还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甚至像一些人所指责的那样，德国东部的机构尤其是政治机构在政治转型过程中犯有一定的错误、存在缺陷并出现消极的发展趋势。这种状况将影响甚至制约德国东部政治转型进程，而改变这种状况则需要时间。

此外，尽管联邦共和国政治体制获得了比原民主德国政治体制“明显好的评价”，联邦共和国民主基本价值及其形式和内容已为绝大多数东部居民所接受，但毕竟还有一部分东德人对迄今德国民主发展感到不满意，有更多的人则对政治不感兴趣……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说明:德国现行政治体制和“民主”结构仍存在一定问题。西德人也承认(当然东德人也批评说)，联邦共和国“民主”制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僵化并拘泥形式。看来，简单地将联邦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全盘搬到东部并使之“开花”、“结果”，并非易事，也不实际。

二、经济水平提升，但仍要“输血”

1989年政局剧变后，在经济体制方面，民主德国通过国营经济(重新)私有化，以公有制和私有制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取代单一的公有制形式。1990年4月，两德就统一问题紧锣密鼓地进行艰难谈判。5月18日，两德正式签署有关两德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第一个“国家条约”。7月1日，该条约生效，东德马克退出流通领域，西德马克进入民主德国并作为其惟一合法的支付手段。这意味着两德走向经济统一，民主德国开始接受联邦德国的经济模式——社会市场经济。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后，东部地区全面采用联邦德国经济制度，其经济制度彻底变革和转换加速。10多年过去了，德国东部新旧经济制度“转换”同样早已结束，从宪法和法律上已完全实行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已确立，但人们对此仍需一个适应过程

一般地说，西方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包含如下主要要素:生产资料私有制、货币银行自主地位、币值稳定、调节市场的竞争机制、价格自由形成、贸易自由、工资与劳动自由、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等。而上述主要要素加上社会保障(制度)就形成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联邦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如上所述，1990年10月3日之后，德国东部成为“激进式”制度转轨的特例。“激进式”制度转轨自然也包括其经济制度转轨。在实行经济制度转轨方面，德国东部即全面加速“培育”(引入西部的)社会市场经济要素(事实上在两德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之后即开始引入独立的双重银行体制)。而德国东部引入并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在于使原民主德国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部门实行(重新)私有化，并在私有化过程中逐步建立健全社会市场经济的各种机制。

1995年1月1日，负责原民主德国国有企业或部门(重新)私有化的“托管局”正式解散，标志着德国东部整个国有企业和部门改造工作基本结束，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应该说，经过此后多年的努力，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东部已得到巩固，其运作亦基本正常。

直到目前为止，这一新的经济体制对从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过来的部分东德人来说还不太适应。据考察，他们主要是难以应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激烈竞争局面，不习惯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但是，正像德国研究人员所指出的那样，与其他“东欧集团国家”的人相比，东德人至少在法律上已适应了社会市场经济的要求。

(二)经济水平提升，但仍低于西部水准

被誉为“德国统一的设计师”的原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曾预言，在德国统一后的3～5年里，东部将出现“繁荣景象”。现在看来，科尔的这一美好愿望未能完全实现。但是，与以前相比，德国东部整体经济水平有所提升。

1.经济持续增长。众所周知，民主德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起已出现经济困难，到1989年10月其经济增长率已降至2%。然而，德国东部经济经过两年的急剧下滑后于1992年开始明显复苏，1992～1994年其增长率为8%～9%以上。其经济增长速度在1995～1996年有所放慢，但年均4%左右的增长率仍高于西部的水平。不过，近几年其经济增长水平大都低于西部经济增长水平:1997～2000年为2%左右，1999年略高于西部的水平；2001年德国经济普遍不景气，仅增长0.6%，东部经济自然不如西部。

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升。剧变之前，民主德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为联邦德国的40%。即便按照有关资料数字，1980年民主德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180美元，也仅相当于联邦德国当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3590美元的不足53%。1989年民主德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升为7850美元(1.57万马克)。而据西德人目前的研究报告称，1991年德国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联邦德国西部当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4666美元的42.4%。按此计算，1991年德国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应为10458.4美元，实际上已远远超过民主德国1989年(剧变之前)的水平。1996年，德国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西部当年的68%。由于此后的几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目前德国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西部的60%。据统计，1997年德国东部(其人口约占全德总人口的20%)所创造的产值也仅占全德国内生产总值的12%，工业生产比重约占15%，出口甚至只占2%。

3.基础设施等明显改善。目前，经过改造或重建，东部的公路和高速公路已达到了西部的标准，机动车约由原来的390万辆增加到700万辆；5000公里长的铁轨已得到更新，火车和火车站也焕然一新，ICE(国际城市高速列车)已开通东部各大城市；机场经过整修与扩建，其运输能力增强；自来水和排污管道系统得到全面整治或更新；电信网络得到更新与扩大并达到了现代化水准，仅电话就由原来的180万部增至800多万部。正是由于基础设施等条件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发现，东部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投资地区。2001年，外国大型企业对这一地区的投资总额达16.59亿欧元。当然，东部劳动力素质高，而产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水平只有西部的一半，也是东部吸引投资的主要因素。

4.企业经济效益提高。应该说，德国东部企业经济效益整体上在逐步提高。根据有关研究报告，德国东部劳动生产率(每一个就业者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由原民主德国时期为联邦德国的不足50%(1991年为42.9%)提高到1999年的70.9%。目前，东部已出现了以洛伊纳、比特菲尔德—沃尔芬和鲁道尔—施瓦尔查为中心的现代化工基地，在勃兰登堡、萨克森、萨克森—安哈特、梅克伦堡—前波莫瑞等州也出现了(第一批)经济快速增长区，而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几乎已达到西部的80%。据负责东部建设的国务部长施瓦尼茨说，目前德国东部已经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欧洲重要的经济区。在施瓦尼茨看来，一个重要的迹象便是新联邦州加工业和服务性行业日益兴旺起来。如2000年新联邦州加工业增长率达8.3%，比老联邦州高出近3%，出口增长了28%。此外，原东德时代已经奄奄一息的汽车制造业也在复苏(宝马汽车公司决定在莱比锡、哈勒地区开辟一个宝马生产基地，至少表明新联邦州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经济技术条件)。不过，目前，新联邦州还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东部只有少量的大型企业运营良好。尽管企业倒闭和重建在西方尚属常见现象，但德国东部企业倒闭数量按比例讲要远远多于西部，如2001年上半年东部企业倒闭数量由2000年上半年的4300家增至5400家，增长25.6%；而西部由14900家增至16900家，仅增长13.4%。另外，东部的赋税迄今几乎没有超过全德赋税总额的10%(1999年其人均赋税仅为西部的34%左右)。

(三)由于基础条件差，今后经济发展仍离不开国家资助

应该说，东部地区经济水平全面提升与政府大量资助密不可分。德国统一后，为促进东部经济发展，迅速消除东西部的经济差距，政府对东部采取“输血式”财政援助。10多年来，政府向东部注入资金总共约1.5万亿～1.6万亿马克(最初平均每年为1800亿马克，后来净拨款降至1400亿马克或更少些)。不过，在这些资金中，仅10%～15%的钱用在生产方面，一半的拨款耗费于处理失业问题(包括提前退休、培训、进修等开支)和新建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提供补助金、失业和医疗保险金、抚恤金等)，其他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特别是用于公路和铁路等改造、电信网的现代化以及住宅区和办公大楼的翻修与重建。显然，生产企业直接得到的拨款份额最小，加上政府对东部的资助的逐步减少，则是目前东部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乃至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体上讲，由于基础条件相对差、效益仍偏低，今后东部经济发展仍离不开政府资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东部入不敷出。德国研究人员分析，多年来东部的“吸入”(“Absorption”，即指私人财政、投资者和国家的“资源消耗”)与“经济成果”(“Wirtschaftsleistung”——按其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极不平衡。尽管东部“吸入”与“经济成果”都在逐年增多，但它们之间的“缺口”不仅未堵上，甚至还在不断扩大。因此，为继续扶持东部经济发展，政府今后仍要以财政拨款来弥补这两者之间的“缺口”的大部分。长期以来，为扶持东部经济发展，德国政府一直采取这种办法。比如1999年，东部的“经济成果”约为4610亿马克，“吸入”约为6730亿马克，“缺口”约为2120亿马克，结果由政府财政拨款1440亿马克、东部地区法人团体和国家机构直接贷款近70亿马克弥补了这一“缺口”。

其次，东部地区税收与法定的支出之间存在“剪刀差”。多年来，东部的税收收入一直很少，以致于没有国家资助就无法应对哪怕是本地区学校和警察机关的正常开支以及退休人员退休金的发放。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政府仍要解决“剪刀差”问题。

再次，东部消费扩展。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东部居民的消费(商品和服务消费)迅猛扩展，特别是其对高档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消费扩大本是件好事。但是，东部生产不足，高档商品和服务更是供不应求。即使西部高档商品和服务大量涌入东部，却仍满足不了东部人对各类高档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东部出口很少，还根本谈不上以出口“养”进口。所以，政府每年必须拿出大量外汇从其他西方国家进口各类高档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东部日益扩大的消费。

最后，东部基础设施等仍需改善，企业结构仍需调整。特别是东部企业结构仍不完善，企业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比如，与西部相比，东部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较差、网络系统尚未完全建立、自身资本力量较薄弱、市场声誉较小、风险资本比重明显偏低，等等。据德国研究人员有关的研究报告称，近几年内，主要为改变东部基础设施等落后状况和调整企业结构，德国政府已拿出多于西部一倍的资金投向东部。很显然，为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像修建莱比锡至克姆尼茨之间的72号高速公路、柏林到纽伦堡之间的城际高速铁路)以及进一步调整企业结构等，德国政府今后仍要加大对东部的资金投入。德国政府已决定2002年大幅度增加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资助。施罗德总理2001年5月宣布一项暂定为3年的投资方案，计划每年投资15至20亿马克(当时约2.2马克合1美元)，重点改善东部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学校、运动场所、青年公寓及街道等。德国联邦议长蒂尔泽在2001年10月17日也呼吁德国政府及各界进一步加大对东部的投资力度，以推动东部地区的发展。

三、社会生活改观，但仍有棘手问题

实行变革10多年来，原民主德国地区社会生活状况大为改观，但与德国西部相比则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德国东部所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德国西部更为棘手。

(一)社会生活改观

10多年来，德国东部社会生活状况大为改善。这主要表现为:

1.生存环境变了样。按当时的说法，1989年之前，民主德国人均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人民生活水准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均居首位。但是，当时它给人的总印象是:经济在发展、物价亦很低，然而商品短缺；城乡变化很快，尤其是新建住房不断涌现，但“格调”千篇一律；公路不断延伸，却凹凸不平；公用电话增多，但常常打不通；处处都较整洁，却总是灰蒙蒙的，更少见绿色……

原民主德国把发展经济置于环境保护之上，工厂设备普遍陈旧、效率低下；农业方面，化肥农药大量使用，致使环境污染严重；加上其环境保护法律滞后等诸多因素，环境保护工作远远落后于西德。从1990年7月1日起，民主德国引入联邦德国环境法律和法规，严格要求工厂或新建工厂符合环境标准。

如今，一进入德国东部地区，就觉得“顺眼”多了。东部70%的基础设施已经达到西部的标准，交通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通讯设施的总体技术水平已经超过西部，全面展开的诸如市政改造等建设工程使得东部大小城市乃至乡镇(德国最小的基层行政单位，相当于我国的自然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久失修的东部城市建筑物，尤其是古建筑群大都被清洗、粉刷或修复一新，重新显露出昔日的壮观与华美；人行道、自行车道经过整修不仅使人一目了然，而且觉得更安全、美观与合理；步行街(区)从无到有，其面积、质量和美观程度都远远超过西部，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柏林墙”原址周围的变化很大，已是新楼林立，马路纵横，芳草如茵。整个东部的环境污染得到了整治，工厂的烟囱冒出了白烟，饮用水和污水以及废气排放等达到了西部的标准。整个东部的绿色增多了，原来城市和乡镇中的许多小泥场地已经变成草地和树林，大片住宅区周围已种上草坪和花卉。由于经营成本高。加上重视绿色环境，德国不太强调发展农业生产，认为自己搞农业乃至畜牧业倒不如进口其他国家更为便宜的粮食及其他农畜产品，所以原来的许多可耕地都变成了“草原”。

当然，迄今人们仍能辨认出德国东部与西部的“界线”。比如，东部大片的千篇一律的高层住宅楼比比皆是，而西部则别墅小楼居多。再比如，东部人着装规矩整洁，而西部人穿着则随意洒脱。

2.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大提高。刚统一时，德国政府计划用3至5年的时间拉平德国东、西部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当时，仅让东部居民以1∶1的官方比价将东马克兑换成西马克，就使东部居民得到很大实惠。后来，德国政府向东部注入大量资金，其中大部分用于改善东部居民的生活条件。10多年里，东部居民生活水平确实在逐步提高。据德国研究人员调查，1992～1993年，一部分人说其经济条件好于1989年之前，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与以前差不多；1993年，48%的人认为今天的生活完全好于原民主德国时期，29%的人认为与过去一样，23%的人认为不如过去；1998年，59%的人认为其生活条件自1990年以来就得以改善，25%的人认为与过去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仅16%的人称比过去差。(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在2000年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也承认，东部地区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已“明显提高”。

目前，东部居民的平均净收入已由原民主德国时期相当于西部(联邦德国)的39%上升到90%；养老金也达到了西部水平的85%。由于约500万套旧住房按西部标准重新安装了暖气设备、洗澡盆或淋浴和室内厕所，按西部标准营造了大批别墅式新楼房，东部居民的住房条件大为改善，人均住房面积由原民主德国时期的26平方米增至32.8平方米(西部为40.8平方米)。商品短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购物中心接连出现，商品琳琅满目，各种供应早就同西部不相上下。70.6%的家庭已拥有一辆小汽车，此比例仅略低于西部。当然，有的西部家庭则拥有多辆小汽车。家庭电话基本普及，使用手机的人越来越多。东部家庭配备的冰箱、彩电、洗衣机、洗碗机、音响、影碟机、摄像机和传真机等家用电器质量已优于西部家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部人旅游劲头比西部人还要足。东德人以前旅游仅局限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而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去世界各地旅行。笔者在巴黎街头巧遇几位东德人，他们说以前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能来这儿旅游，不用签证，不用兑换硬通货，更不用“官方”审批。

东部地区内的少部分人也开始走向富裕。据德国《明星》画刊报道，早在两年前东部就有20%的家庭的收入高于西部的平均数，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上层社会。然而，东、西部的贫富差距仍是显而易见的。据德国财政部门提供的数据，西部有约25000个百万富翁，而东部只有260人的收入达到或超过100万马克。

3.在享受社会福利方面与西部的差距已经拉平。剧变之前，民主德国实行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方针，也很重视社会福利问题，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德国统一后，东部的社会福利政策就显露出许多问题与不足，东部居民与西部居民在享受社会福利方面的差异十分明显。联邦德国是高福利社会，福利市场经济。在这种制度下，除了整个社会的公用、公益设施具有相当程度的现代化之外，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待遇，已经远远超过人的生存线的要求。可以说，在联邦德国，人们生活根本无后顾之忧，任何一个人失业，都会得到社会的救济，任何一个人生活、医疗出现困难，都会得到社会的救治，而且这种救济和救治水准都远远高于原民主德国。原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保障最大的问题还在于“非社会化”，一切由国家包揽，结果弊端丛生。

因此，按联邦德国标准建立健全东部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一开始就成为东部实行政治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联邦政府曾将每年财政援助的一部分用于建立和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到1995年1月，5个新联邦州城乡全部加入并实行了整个德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说，东部居民在享受社会福利方面与西部的差距早已拉平。

(二)社会发展中存在棘手问题

目前，东部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使德国各界深感忧虑。与西部相比，东部面临的较为棘手的社会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高失业率问题。失业问题一直是东部制度转型过程中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虽然其失业率在制度转型的前几年中呈下降趋势，如1990年为68%，1991年为45%，1993年为15%，1995年为13%。但后来，特别是近几年内，东部的失业率则又呈明显上升之势，不仅远远高于西部，而且居高不下。如1999年11月，失业率曾达20%，为西部的两倍；2000年为17%以上，为西部的两倍；而2002年2月稳定在19.2%，为西部的两倍多(西部为8.3%)。

造成原民主德国地区大量失业并使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有五:一是将原来的隐形失业变为公开失业。按联邦德国标准，原民主德国因实行“充分就业”而人为地多设置了200万个劳动岗位，即当时实际20%的人隐形失业一下子变为公开失业。二是调整严重失衡的产业结构和关闭严重的亏损企业等造成的失业。三是部分私有化了的企业因没有履行有关提供一定就业岗位的许诺并进一步裁减劳动力而使失业队伍更加膨胀。四是企业的倒闭或停产。由于资金短缺、产业结构不合理或管理不善等种种原因，东部企业(经济部门)倒闭或停产很常见，且呈上升态势，进而使一部人失去职业。五是东部建筑业不景气。统一初期，德国政府对东部发展前景过于乐观，并采取税收优惠等政策刺激东部建筑业发展。这曾使建筑业在一段时间成为东部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但也因不顾需求的盲目投资而造成建设规模过度。如今，东部的建筑业生产严重下滑，2000年的生产只相当于1995年时的81.7%。建筑业的不景气正成为当前制约东部经济发展的一个沉重包袱。这一情况更加剧了东部企业的倒闭或停产，进而也导致东部地区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

当然，对于失业的东德人来说，并没有受到生存的威胁。由于东部城乡居民全部加入社会保障体系，即使他们暂时无业可就，也有社会提供的相当好的基本生活和医疗等保障。

第二，新纳粹问题。众所周知，德国的极右翼活动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虽然“二战”后对纳粹思想进行了严厉清洗，但冷战后，尤其是近些年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极右翼势力死灰复燃，且呈现出闹事次数增多、暴力倾向严重、活动范围扩大等诸多新特点。据德国官方统计，1989～1999年，德国极右排外暴力事件呈不断上升之势。1989年，德国共发生此类暴力事件173起，1999年则上升为746起，仅2000年4～7月就发生157起，同比增加了47起。

凡是去德国的中国人，一到德国就能听到或被告之，德国东部的极右翼势力(新纳粹)比西部更厉害。以前极右排外暴力活动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如今已扩展到东部地区。尽管德国东部5个州的面积占德国总面积的30%，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20%，外国居民比例仅占不到2%，但是该地区居民的排外情绪远远高于西部各州。据德国宪法保卫局的资料显示，1998年德国48%的暴力犯罪发生在东部地区。近年来，德国青少年中的极右翼思潮和针对外国人的暴力活动有加剧之势。据德国联邦教育部公布的调查数字显示，在16～26岁的人群中，德国东部地区具有极右翼和仇外思想的人占总数的30%，西部地区为15%。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具有仇外思想的青年人中，女性比重明显增加。不仅如此，1998年个别极右翼党派如德国人民联盟党还进入了东部的州地方议会。

德国东部一些青年人“加入”新纳粹，暴力活动如此猖獗，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现实原因。历史原因主要在于:东部原为德国的一部分，自然有“反犹排外”的传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部及后来的民主德国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只是大张旗鼓地庆贺二战取得的辉煌胜利，甚至认为法西斯分子都在西德，因此没有像西德那样深刻认罪和忏悔。说到底，它没有追究法西斯产生的社会根源，没有认真清算法西斯犯下的滔天罪行，从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的真相，逃避了对历史的责任，使许多东德人没有接受教训，更没有去教育后代，致使许多年轻人并不理解纳粹的真正含义，进而使东部成为极右翼势力侵袭的“重灾区”。

现实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大量的失业。如上所述，长期以来，东部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使许多东德人特别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严重的失业不仅增加了东部居民的不满，而且也成为一些新纳粹分子进行民族主义蛊惑的“工具”。新纳粹分子将严重失业归咎于外国人抢走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也有东德人认为是外国人抢了自己的饭碗，而实际上外国人干的都是他们“不愿干”的重活、脏活)，煽动人们迁怒于外国人或移民，从而增加了“失业者”普遍的排外情绪。二是(新)移民问题的冲击。在历史上，德国一向是向外移民，而不是吸收外来移民。二战后，特别是近些年来，大量外国移民的进入以及外国移民本身的素质与生活习俗等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尤其给喜欢宁静的德国人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进而促进了排外和种族思想的滋生。三是东部与西部的各种差异。德国统一后，德国政府虽然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以加快东部经济发展并缩小东西部的差距。然而，由于长期存在结构、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东部各州的经济等方面的整体水平仍与西部相差甚远，加上制度转型的过程必然是以一批东德居民的利益牺牲作为代价，尤其是长期以来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使得东德与西德人头脑中的鸿沟至今难以填补，一部分东德人对迄今德国民主发展感到不满意，一部分东德人仍不太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并对自己的处境忿忿不平，以及东部人特别是年轻人远不如西部年轻人“阔气”，他们苦闷、烦躁、空虚、心理不平衡，借着外来移民发泄心中的不满。

面对德国极右势力的新发展，一些德国经济界人士开始呼吁社会各界联合起来，组成反排外、反暴力联盟。德国政界普遍主张采取坚决措施，制止极右势力的泛滥。此外，德国的民众也纷纷行动起来，多次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纳粹主义游行活动。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今天的德国，新纳粹势力仍不得人心。

第三，被社会承认问题。人们常常说，德国统一后，东德人(作为一个整体)为“二等公民”。对东德人在获得社会承认方面的“感觉”的调查有各种不同的数据。有的调查认为，感觉东德人为“二等公民”的东德人比例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已降至69%，但在随后的几年内又有所扩大，即这个比例已升至近80%。但根据德国“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杂志2000年9月29日发表的文章称，由Detlef Pollack和Gert Pickel就上述问题所作的调查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几年内，感觉东德人为“二等公民”的东德人比例呈继续下降趋势即仅为42%，而感觉自己为“二等公民”的东德人比例仅为24%。

不管怎么说，目前感觉东德人或自己为“二等公民”的仍大有人在。据考察，产生这种感觉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经济物质基础差距，即东德人与西德人在众所周知的私有资产占有或私人资本积累，像私人住宅、私人土地、有价证券投资、银行储蓄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二是“现实”差距，即东部人与西部人在工资或薪金或养老金等收入方面仍存在的“细微”差距；三是“精神”包袱，即东部人因以所谓“失败者”并为民主德国“遗产”理所当然的“继承人”或与之有瓜葛而产生的“自卑感”，加上西部人以所谓“成功者”或“优越制度”理所当然的代表所表现出来的“盛气凌人”劲儿以及西部人因长年对东部“输血式”的财政援助加重经济负担或认为东部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而对东部人产生的成见；四是东德人为西德人所“取代”或“不被重用”等现象。在两德统一之后，原民主德国主要党政军领导人遭受“清洗”或退休处理；原民主德国各级政府机构及大企业的高层管理岗位大多为西德人所占据；原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和边防军军官或提前退休或被降级留用，技术军官一般都被降级留用；而原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以及曾为原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工作过的人员一律失业，因为任何单位都不愿或不敢录用他们。